对炎帝、蚩尤与刑天的战争是黄帝通向盟主道路上的三个里程碑。据文献记载，黄、炎二帝本是同胞兄弟，如前引《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新书·益壤》也说：“炎帝者、黄帝同母父兄弟也，各有天下之半。”这表明他们是同一祖先(少典与有虫[乔]氏)的后代，后来分别成为姬、姜两部落的首领。当黄帝成为姬姓部落首领并开始兴盛强人之时、炎帝部落已步入虚弱衰微之路，各氏族之间相互征讨，暴虐百姓，而炎帝则无力平息战乱、保护臣民，于是黄帝遂起而教民习用干戈，以征残暴。结果，各氏族都前来朝拜并归服于黄帝。炎帝乃迁居涿鹿(在河北啄鹿、一说在山西运城)、但仍然大行无道，史称“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逸周书史记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黄帝再次“振德修兵”，决定与炎帝在涿鹿进行决战。据文献记载、黄帝所率以熊、黑、狼、豹、躯、虎等为图腾的各氏族部落联军挥舞着用鹏、曷（鸟）、鹰、鸢等羽毛制作的战旗，向涿鹿猛烈进攻，炎帝则退到城东一里的阪泉。经过血战，黄帝方“诛炎帝而兼其他”。于是“天下乃治”。战败的炎帝部落被迫向南方和东方转移。与长江流域的苗蛮集团犬牙交错，渐趋融合。黄炎战争的胜利确立了黄帝对原属炎帝势力范围的黄河中游地区的领导权，使他登上了中原各部落联盟盟主(有称“中央天帝”者)的地位。
当黄炎之战结束，黄帝刚登上中央天帝地位之时，居住在黄河下游(即今山东及江苏北部一带)的九黎族首领蚩尤就率众西进涿鹿城下，向新盟主提出了挑战。九黎族是一个相当庞大的部族，他们英勇善战，以虽(一种毛虫)尤(同虫[尤])，即人腹中的长虫)为图腾。到黄帝时代，该部族出了一个有名的首领，人们就将其称作蚩尤。虽尤通晓天道，精明强干，长于战事，史书中也把他描绘成超乎凡人的神明，说他人身牛蹄，四目六手，鬃发如剑朝，头上长角。不仅如此，他还有“兄弟八十一人，并铜头、铁额、食沙石”，武猛异常。凭着强大的武力，蚩尤不断向四邻扩张，大有与黄帝分庭抗礼之势。其时黄河中游一个以榆罔为首领的部落在受到蚩尤侵扰后，遂向黄帝求援，于是就引发了黄帝与蚩尤的琢鹿之战示意帝与虽尤的啄鹿大战。此次大战对黄帝来说极为艰图难，所谓“流血百里”，“九战九不胜”，但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黄帝如何战胜蚩尤之事，有各种不同说法，如请应龙(雨水神)、女魃(旱神)、降伏风伯、雨师、拜玄女学行军布阵之法、造指南车冲出弥雾、作号角以驱妖魔、制战鼓振军威退敌等等，皆不乏浓厚的神话传奇色彩。
如果说黄帝与炎帝、蚩尤两次涿鹿之战所反映的是各部落间的激烈冲突，那么刑天与黄帝之争就是黄帝族内部的一场下层与上层间的斗争。这些冲突与争斗折射的正是我国远古时期血缘性氏族部落不断发展为地缘性的部落联盟的历史事实，而黄帝在争斗中确立的盟主(中央天帝)地位也就成了原始氏族公社逐渐瓦解的一个标志。
在经过炎帝、蚩尤之战而建立起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以后，黄帝把寻求治邦安民之道建立在遍访天下贤明之士的基础上。为此，他不辞艰辛，连续奔波，走王屋而受丹经，越鼎湖而飞流珠，登崆峒而问广成，上具茨而事大魄，适东岱而奉中黄，入金谷而咨滑子，论导养而质玄素二女，精推步而访山稽、力牧，讲占候则询风后，著体诊则受岐伯、雷公，审攻战则纳五音之策，穷神奸则记白兽之辞。(《抱朴子》)足迹所及，“东至于海，登九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
在黄帝之前的早期母系氏族社会，既没有压迫、奴役和强加于氏族成员身上的法律、刑罚、监狱、军队等其他暴力统治，也没有凌驾于群众之上的暴力统治者，全体氏族成员按照传统习惯，在协调一致、和睦平等的环境中集体劳动和生活，到了距今五千年左右的黄帝时代，情况则有所不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在每个氏族、部落内部和各个氏族、部落之间，由于利益的冲突，不断发生一些或大或小的纠纷，“以强胜弱，以众暴寡”的现象时有所现，从前那种按照传统习惯行事的做法在现实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用，因此迫切需要一套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治世方略。可以说，这就是黄帝游历天下的目的所在。看来黄帝是达到了目的的。
黄帝的巡游，一方面扩大了黄帝族的声威与影响，从而使黄帝的势力范围日益拓展，诚如《轩辕黄帝传》所说：“帝所理天下，南及交趾，北至幽陵，西至流沙，东及蟠木。”另一方面使黄帝游历之处的外族人民受到深深的感化，他们在黄帝仁义之德的感召下，纷纷前来向黄帝族朝贡，首先是诸北、儋耳之国来向黄帝族贡献礼物，接着南夷族乘白鹿献上美酒，后来四方之外族人都不断地前来朝贡。外人朝贡进一步加强了黄帝族与其他族的友好往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就为黄帝族和其他族的融合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巡游天下，了解各地情况，获得养民安邦之道之后，黄帝遂提出并开始实施自己的治世方略。这些方略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推行德治。黄帝自幼就敦敏神灵，据《鬻子》记载，他十岁那年即深知神农氏为政之非，立志改弦易辙，刷新政治。成为中央天帝之后，他更是食不甘味，寝不成眠，整天挂念治邦安民之事，正因为这样，他就特别注重修德立义，以德治天下，他曾要求自己“声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他曾亲率百姓“时播百谷草木”，并“淳化鸟兽虫娥，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又定“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使人各明其分，各安其位，彼此以仁义之心相待。不仅如此，黄帝还“圣德光被”，将慈爱之心和仁义之举施及周边各少数民族，正如《尸子》所说：“四夷之民，有贯胸者，有深目的，有长肱着，黄帝之德尝致之。”
第二、选贤任能。黄帝是一个思贤若渴、知人善任的人，即位伊始，就网罗贤才。
相传黄帝有四张脸，子贡曾为此而问孔子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说：“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谋而亲，不约而成，大有成功，此谓之四也。”孔子的解答是合乎逻辑的，黄帝虽不可能一头四面，但他可选贤任能，以治四面八方，《拾遗记》就说：“(黄帝)置四史以主图籍，使九行之士以统万国。九行者。孝、慈、文、信、言、忠、恭、勇、义，以观天地，以祠万灵，亦为九德之臣。”大量的文献记载表明，黄帝确是一个知人善任的贤明之王，他能够用人所长，根据属下各人的具体情况把他们安排在能够充分发挥各自聪明才智的位置上。最终开创了为后世所景慕的圣王之治。
第三、嫉恶如仇。黄帝以德待民宽厚仁慈，但时那些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之人，无论其职位高低都是严惩不贷。前述之征讨炎帝、蚩尤即是惩其“侵凌”四邻，“昏欲无厌”。
又如蛇身人脸的天神贰负手下有一个名叫危的臣子，公报私仇，教唆其主人残杀天神契俞。事发后，黄帝将危困于疏漏山上，桔其右脚，并将其两手与头发反缚在大树上，以惩其罪恶。相传到汉代宣帝时才被发现。而对无辜被杀的契俞，黄帝则令人将他抬到昆仑山，请巫师彭、抵、阳、履、凡、相等，以不死之药救活。如此等等，我们可以透过神话深切地感知到黄帝那种嫉恶如仇、仗义为民的高尚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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