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应张姓网站]
文公自幼聪明好学，10岁从邑人张丹九公读书，后毕业于韩山师范学校，并留校任教曾随张丹九在潮州丁日昌家任助理教员，得以博览古籍，国学基础好。当清朝兴办新军时，他以一介书生应征入伍，曾以哨管，被选入云南讲武堂免费就读。不久，被选入保定军官学校(民国后改为陆军大学)深造。张文与刘光学冠同侪，有“张龙刘虎”之称，曾合著《军事学》一书。
文公在保定军官学校期间，曾积极联络一些同学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并继合肥龚镇洲将军为同盟会保定支部军事部长。武昌起义后，文公与李济深即秘密离校，南下投效粤军总司令姚雨平，被任命总司令部参谋长，李济深为该师第一师参谋长。固镇一役，大败袁世凯王牌军张勋部，迫使袁世凯言和。后文公和李济深被调回陆军大学继续深造。毕业后，在陆军部编译处任少将副处长。
1926年，文公回到南方，任国民革命军总部参事。1927年底，李济深在南方成立北路军总指挥部，自任总指挥，策划讨伐蒋介石，文公被任命为参谋长代行总指挥，统率粤桂军北征；在韶关复任第八路军总指挥时，文公在该部任参谋长兼石井兵工厂厂长。1929年，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于汤山，文公曾拟兴师救李，未成，随即携眷往香港。
1932年，文公参与运筹“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3年，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文公任参谋团参谋长，殚精竭力，襄助李济深。福建人民政府失敗后，文公在香港参加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任设计委员。陈济棠提出抗日反蒋时，文公当过广东省非常会议驻天津办事处主任。
1935年广州沦陷后，文公在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挺进队惠阳指挥所任参谋长。其时他获悉中共地方组织以战区长官名义组成一个战时工作队到各战地工作，即点请张发奎将这个队调到惠阳指挥所地区工作。时任该队队长是卓炯，副队长张凤楼，在文公支持和部署下，该队得以在该地区一带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动员工作，并积极支援了由曾生率领的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
同年，在东江一带宣传抗日救亡的“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的“博罗”被香翰屏手下(此时，文公己不兼任该指挥所的参谋长)逮捕，并押解到韶关。中共粤北省委立刻组织营救。文公回韶后，亲自找余汉谋和李汉魂等人，严正指出，华侨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何罪之有，应立即无罪释放。并对余汉谋说：“如果抗日有罪，我同你都要坐牢。”此事同时得到南洋华侨团体以及在重庆的陈嘉庚、张谰、黄炎培、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多方营救，“博罗队”20多人终于全部获释。其中，有好几位是由文公出面保释的。
1939年文公担任第四战区张发奎的中将顾问。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后，文公曾劝张发奎通电指责蒋介石，但未被接受。夏衍曾说，“皖南事变”后，张发奎是当时唯一没有发出反共通电的国民党司令长官。这与文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1939年春，张发奎在南雄创办干部训练团，文公兼任教育长。中共地方组织通过了文公向张发奎推荐了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到该团工作，文公还亲自讲课。他的讲课，听众反映良好，张发奎亦十分赞许。
1939年至1944年，文公响应中共中央提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口号，积极奔走于桂林、柳州、韶关之间，掩护和支持进步组织和进步力量，配合在当地的八路军办事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生活书店、新华南服务社救亡日报社、国际新闻杜、新华日报社桂林分馆等机关和团体开展工作。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大批知名的民主人士和一些国民党元老，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从香港撤到桂林；“皖南事变”后，叶挺被俘，曾囚禁在桂林；“南委事件”发生时，廖承志被捕，禁于西江，都曾得到李济深和文公的援助。
1942年秋，广西当局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文公曾及时把讯息通知谢文思，使当时以桂林中学教师身份为掩护的中共广西领导人钱兴和谢文思夫妇得以在围捕前出走。
1944年6月，桂林文化界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保卫大西南”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和国旗献金大游行，文公和李济深、柳亚子、田汉等都走在队伍的前头。后来，文公又积极参与“桂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和“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队”的工作。
同年秋，桂林沦陷，文公回到梅县家乡，以他的中将街头和社会威望，掩护了当地中共组织和游击队的活动。他主动地随时把有关情况通知中共组织和游击队。当时，中共闽、粤、赣边区中心县委正在筹建韩江纵队武装斗争，其领导机关以及电台、报社等都设在张文的家女，电台就设在文公的宋公坑老家里。文公积极支持韩江纵队和东江纵队的武装斗争，支持和协助抗敌演剧宣传队第七队到梅演出。文公为首在丙村开设“三乡行”商行，以收购木炭、农作物和发展当地生产为名，实为民盟和中共地方组织与游击队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后在梅县、兴宁、汕头等地亦设分行。汕头分行还遭国民政府当局封闭。文公还把保护“三乡行”运输的枪枝弹药交给了中共游击队。这期间，文公还配合中共梅县地方组织的部署，策划了一次秘密运送粮食支持游击队。
文公在桂林期间，协同胡愈之、梁漱溟、千家驹、狄超白等建立了中国民主同盟的地方组织，李济深也参加了当时民盟的一些活动。桂林撤退前，成立以李章达、张文、丘哲为正副主任委员的民盟韶关核心小组和民盟东南干部会议。
1945年底，民盟在香港成立南方总支部，选举李章达为主任委员，文公等为副主任委员。1946年2月，民盟在广州成立广东省支部，文公被选为主任委员。
1946年春，以李济深为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革”前身)在广州成立，文公任常委兼组织部长。当时，国民政府当局压制舆论，破坏文化事业，殴打学生，捣毁进步书店、报社。5月7日，李章达、蔡廷锴、张文三人联名致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行营主任张发奎、广东省府主席罗卓英和广州市长陈策，吁请“惩凶赔偿”，“切实保障人权！”内战爆发，文公乃撒到香港，积极参加和创办“香港达穗学院”，并担任董事全董事。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文公当选为常委兼团结委员。
1949年6月，文公应邀到达北平，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代表会议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先后当选为广州市、广东省人代会代表和全国第一、第二届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委员兼广东省民盟主任委员等职。50年代后期，文公积劳成疾，瘫痪卧床，后于1960年11月逝世。
文公为人爱憎分明，机智幽默，平易近人，热情豪爽。他治军严明，为政清廉，一身正气，刚正不阿。文公数十年如一日，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致力于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矢志不渝，百折不挠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建设新中国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頃元、振孟根据客家名人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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