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幼聪颖，曾获县试第一名。光绪十八年(1892)，张元济晋京会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甲午战争后，张元济积极投身维新运动，组织陶然亭集会，创设通艺学堂。维新变法期间曾被光绪召见，询问有关维新事宜。
戊戌变法失败后，张元济受到清政府处分，当即革职，永不用。他于是南下组建南洋学堂译书院，任院长。此间积极支持并出版了严复翻译的《原富》。不久，辞去南洋公学职，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从此开始了长达六十余年的出版生涯。
商务印书馆是1897年初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凰池等在上海开办的一家小印刷厂，最初主要出版外语读物。在张元济进馆前出版了十六种书籍，全部是英文课本和语法词典。
20世纪初，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类新式学堂大多缺少适应新学制的新式教科书。
对办学多有实践经验并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张元济看到当时各地学堂仍以四书五经和教会学校课本作教材，乃以敏锐的眼光和务实的作风推动商务印书馆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编定自成体系的教科丛书。刚到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便倡议设立编译所，聘蔡元培为所长，主持编定教科书。
1902年初，张元济邀请热心推广新式教育的著名科学家杜亚泉编定蒙童教科书《文学初阶》第一、二卷于当年6月出版。该教材知识的广度和通俗性，为当时新式课本所仅见，颇得社会好评。同时，张元济还延请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此为中国第一部章节体通史。据统计，辛亥以前，商务印书馆共出版各种课本三百七十五种。张元济对于推动中国教育的近化可谓功不可没。
1906年，张元济再次入京到学部工作。1911年6月，学部奏设中国教育会，派张謇为会长，张元济任副会长。7-8月，中央教育会议召开，在张元济的主持下，会议讨论议案多达六十五件。虽然在此后不久清政府就被推翻了，但这次新旧教育思想大交锋的教育盛会对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产生了深刻影响。
辛亥前，资产阶级立宪活动十分活跃，作为有名的维新志士，张元济为各方人物重视。1906年12月，江浙立宪派在上海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张元济也列名参加，但他对此比较冷淡。他认为对于政治体制这些东西不能简单的随声附和，而要把问题认识清楚。
为此，他决定翻译一批西方政法类书籍。从1905年到1911年，商务印书馆集中出版各国宪法、宪法介绍、民法、刑法、议院制度以及中国谘议局、资政院章程的解释和讲解地方城镇自治等书籍达七十余种，同时还创办《法政杂志》、《时事新报》，利用新闻媒体向大众介绍宪政知识。张元济在当时朝野上下亟谋立宪政治而国民对基本的近代宪政知识茫然无知的情况下，高瞻远瞩，组织出版宪政书籍、杂志，对开启民智，进行思想启蒙具有重大的意义。
民国成立后，张元济又谢绝了汤寿潜邀他做官的好意，一如既往埋头于商务印书馆的业务工作。为适应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新形势，张元济又组织人力编定新式教科书，相继推出了《高等小学用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六册和《高等小学用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六册。后又出版了《单级教科书》，包括初等小学用修身、国文、笔算、珠算四种、教授法四种。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教育界掀起一股国语运动的热潮，张元济又组织用语体文（白话文）编写教材。1902年1月，商务印书馆第一套《新法教科书》二十种出版，结束了几千年来文盲文一统教科书的局面，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1923年，为适应教育部推行的六三三学制，商务印书馆又推出了《新学制教科书》。这些新版教材，是当时最完善、最进步的课步，蠃得了广泛的社会信誉和经济效期，奠定了商务发展的基础。
为保存和发扬传统文化，张元济在收集和影印古籍方面也不遗余力。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就组织出版了《五经备旨》、《左传》、《读通鉴论》等十余种典籍。
1909年更建成涵芬楼，集中收购了绍兴徐氏熔经铸史斋、太仓顾氏谀闻斋、乌程蒋氏密音韵斋和扬州何氏等四大藏书家的藏书。此外，秦汉十印斋、意园、持静斋等的藏书散出时，涵芬楼购得其中善本、精品数十种。
从1915年起涵芬楼开始收集地方志，至1931年，已有方志二千六百四十多种，其种数之多，当时国内外无与匹敌。
从1916年起，商务印书馆开始影印国内外公私收藏的善本，如《涵芬楼秘藉》、《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这些书籍的影印完全由张元济主持，其用力之勤，非一般人想象得到。特别是《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其版本之精善，校勘之精审，印刷之精美，都是前所未有的，一直是后世出版业的典范之作。
叶圣陶先生在《商务印书馆》一文中评价张元济说：张先生把商务看成是他的终生事业。这句话很中肯。
正是张元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带领商务印书馆这个文化教育单位顺应时代潮流前进，他不仅为中国的新式出版业奠定了基础，而且通过其出版活动对中国其它文化领域，特别是教育和古籍整理等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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